偶然读到一篇文章。觉得很好,也觉得与老师说的观点是契合的。
“纲”字的初始义是指提网的总绳,抓住这总绳来动作,所有网眼的细绳都能打开或收拢,整个网就能收束自如,就能够“有条不紊”、“纲举目张”。所以,“纲”也就被转喻为把握事物的关键和要领,又可再引申为基本原则、主要规范、尤其是用在社会与政治领域。这里我们或可注意的是,“纲”的初始喻义有很强的指向实践的意义,如先秦韩非说:“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则鱼已囊矣。”又如新中国早期曾经提出的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乃至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抓纲治国”等等说法。如从实践意义这方面将其引申到极端,则这“纲”可能变成目的是纯功利性的,即是指向成功、战胜、夺取和巩固政权的目标,而“纲”本身只是作为战略性的手段。
但如果按传统意义说“纲常”而不仅仅说“纲”,就是强调其作为社会政治的原则规范的持久意义了,它本身是自在的原则。“常”有“普通、平常”之意,又有“长久、经常”之意。被视作“纲常”的原则规范因“纲”而“常”,也因“常”见“纲”。它们是社会持久的大经大法,也是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纲维”或“纲纪”。
但我们今天一谈到“纲常”,几乎马上就会遇到种种疑虑、批评或者不屑:我想这些怀疑和批评一是来自国人对“传统纲常”的百年误解;一是来自世界对“普遍原则”的现代疑虑。在20世纪的主干期,从初叶的“打倒孔家店”到末叶的“批林批孔运动”,影响所及,几乎使今天的不少中国人一谈到“纲常”,就认为它们是捆绑我们的几大绳索,而未理解到它们也可能是维系社会方舟的巨缆。旧纲常近百年来长久地被蒙上恶名,被视为要打倒的对象,要解除的桎梏,“三纲五常”更被认为是最大的束缚,乃至动辄就说“礼教杀人”、“名教吃人”,然而,我们却可能未意识到:我们今天这样说可能已经是轻松地、也是惰性地习惯了透过“百年”的有色眼镜来看“千年”的中国历史,即已经是带上了“近代”的“先见”和“成见”。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华文明和民族的数千年延续其实正是靠这些纲常在社会层面维系的,而且,今天我们要重新合理地建构新的社会伦理体系,也正是要由它们出发,以提供一个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可以得到可靠保障,并且可以自由地发展的社会平台。
除了上述对我们自己历史的误解,另一个疑虑的来源是来自现代世界。自从近代,尤其20世纪以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思潮在世界上相当盛行,对普遍的道德原则规范也就常常质疑和否定,这也影响到了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加上我们先是奉行、后是高置的革命意识形态也曾倡导“彻底打破旧世界”、和传统“决裂”以创造一个“新世界”,而当这个“新世界”的理想变得虚幻,出现了“三信(信心、信仰、信任)危机”,也就更为加剧了虚无主义的流行。但我相信,我们若是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观察一下历史和现实,就能看到天地间是存在着一种“天经地义”的。我们能够觉到有些事情是永远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去做的,比如任意伤害同类、甚至杀害无辜。又比如这样的直觉也是相当普遍的:人类必须有一种最基本、最起码的社会政治秩序,否则所有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这样一些戒律和共识其实也是存在于所有文明社会和宗教的历史和法典中的。当然,它们也是范围很小的,非常底线的一些原则或者说“基石”。
我想我们现在需要寻找的正是这样一些比较恒久、稳固的道德基石,或者说是“旧纲常”中后面的“纲常”、“旧纲常”中更为根本的道德的“精神”原则,并依据这“精神”原则,参之以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的情况,给予富有新意的重新概括和阐述。而我们也的确能从旧的“三纲五常”中看到一些比其外在的原则规范更为根本和永久的东西,比如说看到后面有对保全生命的一般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肯定,看到这更为根本的东西就是维系人类社会和民族生命延续而不坠的东西。